
【压抑的时代•扭曲的人性•缺失的法律】 影片的特殊政治背景是不容被忽视的,真实的案件发生在1986年,时值韩国军政统治时期,历史上的韩国正在经历转型,处于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 因此,影片充斥着时代鲜明的符号: 大街上的示威游行不断;无休止的防空警报;学校的救护演习;军警被拉去镇压游行;司法体系混乱,刑讯逼供滥用,证据保护不当…… 朴探员和他的搭档从没有去过汉城,对小镇以外的世界概念模糊,在那个时代,他们视野狭隘,接受的知识有限,导演用调侃幽默的手法表现他们的无知和无奈: 比如,朴探员在侦破遇到瓶颈是去求神问卜,出言“美国太大所以他们侦探要用头脑破案,韩国很小,所以只需用脚破案”。搭挡2人坐在田头互相吹嘘听说来的大学校园生活,坦言彼此只上过高中,迂腐的官僚体制,现有条件的局限让他们暴力的审讯、敷衍的侦查态度成为时代的必然。 时代的创伤,从上到下,压抑的社会孕育扭曲的群体。 影片的疑犯从弱智少年到性变态的工人,再到冷静怪异的退伍军人,他们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缩影,个人的命运背负上时代的阴影。 再看影像中反映出的法律问题,片中多次出现现场勘验场景,但遗憾的是对刑事犯罪现场保护力度不够,比如第一起案件中明显的脚印却被拖拉机一辗而过,丧失了很多取证的机会;当然,案发总在雨夜,雨水的冲刷也给证据的收集增加了难度。 其次,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小镇落后的审讯条件和探员的低素质,一味地追求破案率,加大了探员对口供的依赖性;有罪推定的思想使讯问的目的就是拿到口供,非法的询问方式,并且没有连续的录音,证据在定案过程中显得完全不重要; 更不用说,“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当代普遍承认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当时得以有效适用。 并不完全糟糕的是,最后应用到了DNA鉴定,可惜案发于1986年的韩国,而国际上首次报道DNA技术应用于刑侦鉴定也不过在1985年,取样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者后期保存不善都有可能导致DNA鉴定失败,即使是科学证据,其结论也有可能出现误差。 没有民主宪政,健全的法治环境无从建立,缺乏保障的整个社会都处于潜在的不安定状态。悲剧发生的原因远不止一样,贯穿全片的淅沥不断的雨,夜空呼啸而过的防空警报,大局的动荡,微弱的人力,使每次与真相都失之交臂,若说凶手的变态行径是扭曲的人性,那么在此案中被害的人们也未尝不是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牺牲品。 【什么是“杀人的回忆”】 《Memories of Murder》很奇怪的名字——缺少主语,或是探员,或是凶手本身。 至于前者,片中2位主角性格迥异。 汉城来的苏探员,思维缜密,善于推理,接受过良好的司法教育,相信靠证据说话。 小镇本土的朴探员,生性鲁莽,暴力逼供,敷衍断案,善于诱供,相信自己的直觉。 他们的情绪却都随着案情推进发生了转变: 当其拍档终因莽撞而被截肢,他凝视那剩下的空荡鞋子与鞋套之后; 当亲眼目睹关键证人被飞驰的火车撞死,他双手溅满鲜血之后; 原先只想草草结案,敷衍诱供的办案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接受苏探员的科学方式,学习理性教化与相信科学证据。 直到最后,大雨中的苏探员浸透了无助与绝望,举枪的瞬间,朴探员阻止了他。 这时,巧妙的—— 二者的性格发生了戏剧化的调换。 所以,最后的视线落在转行从商的朴探员身上,年轻时的他善于为犯罪嫌疑人编造“杀人的回忆”,以取得口供得以破案,一场经历之后,他变换身份又回故地,十七年前的回忆永远不会抹去,同逍遥法外的凶手一起,保存着那些无法消逝的记忆。 这样说来,我便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即导演在帮助凶手陈述其回忆。 以这样的方式向安然坐于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的凶手挑战,来吧,来回忆你的杀人经历,就算你忘了十几年前那些被杀的人,我们没有忘记,更不会允许你忘记。 这部风格接近《黑色大丽花》的影片,同样是取材于真实案例,同样现实找不到真凶的悬案,不同的是,《黑》剧的导演编排了凶手,交待给观众。 真相, 只有拥有完整杀人回忆的凶手本人, 只有他知道—— 那年雨夜他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