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谢旦如与人合伙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过几家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推荐进步书籍。书店查封后，谢旦如单独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中州路口），另开一家公道书店经营旧书，出入书店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是来买书，而是党内同志借此地方进行联络，有的则通过店员传递或收取信件，这里实际是“左联”的秘密联络点。为迷惑敌人，在书店隔壁再开一家红狮食品公司，两店有暗门相通，若有情况可迅速转移。
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抗议国民党血腥屠杀的罪恶行径，“左联”决定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谢旦如不仅和鲁迅、冯雪峰等一起参加了编辑，而且还筹集经费，并在公道书店的楼上秘密地印刷和装订《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不是共产党员的谢旦如先生，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同年5月，这位同情革命的商界富有者，接受了冯雪峰的请求，不惜以身家性命做担保，说服了夫人和老母亲，让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到他家避难。当时，谢旦如的住处紫霞路属国民党当局管辖区，但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富家的公子哥，竟会在家中藏着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谢旦如精心安排了瞿秋白夫妇的生活，并且守口如瓶，连夫人和老母亲都不知道客人的真实身份。
瞿秋白在谢家深居简出，除了与鲁迅和冯雪峰等极少数人秘密会面之外，集中精力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中的多部文稿，都是这时候完成的。期间还写出了众多有价值的文艺理论杂文，变换着化名在不同刊物上发表。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上海，谢旦如悲痛之余，将瞿秋白遗著中的译文类文稿交给鲁迅编辑，又出资或出力支持鲁迅出版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 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敌救亡的文化活动，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所翻译的《译丛补》及《鲁迅全集》的出版；后又参加《鲁迅风》的编辑工作。“八·一三”上海战役期间，谢家老宅及家中财物全部毁于战火，所幸的是一只珍贵的皮箱被谢旦如随身带出。这只皮箱里，存放着瞿秋白、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手稿和书信，以及方志敏烈士生前从狱中传出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手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环境更加恶劣，谢旦如深恐遗稿散失，决定冒险以“霞社”的名义出版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社会科学概念》等，以《方志敏自传》为题出版《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谢旦如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一直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方才完好地交给冯雪峰。在保护革命文物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谢旦如于1950年任华东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调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筹建工作，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秘书（实际负责人），1957年5月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谢旦如为上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