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注重根源解决且能促进社会正义的回答来回应“红码事件”责任追究，具体阐述如下：
舆论热点问题处理若偏离法规轨道，看似对社会大众负责，实则是在糊弄大众、转移舆论焦点，最终各方都是输家。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案件造成2人轻伤、2人轻微伤，法律对当事人应受惩罚有明确规定，不能因舆论关注就加重处罚，也不能通过深挖当事人其他行为来为该事件背书。同样，在郑州红码事件中，不能急于“响应舆论关切”而做出不符合法规的处理。
官方处罚对未来舆论走向有引导作用，舆论关注个体正义，更应通过个案正义促进整个社会正义。若采用替罪羊的做法，与正义无关，是处理职责者的渎职行为。比如郑州处分了政法委书记、团委书记，但若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类似“红码事件”仍可能重复发生。
社会更关心透过具体事件探究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不局限于嫌疑人或过错官员。抓了嫌疑人、撤了官员，并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在郑州红码事件中，不能仅仅处分相关官员就了事，而应思考红码设置规则是否合理、红码的赋码授权是否合理合法、与防疫密切相关的“赋码”职权授予政法委、团委是否合理合法、获得授权人如果不具备履行职责所需要能力由此产生的过错谁承担等问题。只有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根源，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郑州对“涉事官员”的处罚存在过当其罚的情况，对政法委书记、团委书记的处罚有些偏重。官员微小错误给民众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让犯了“微小”错误的官员承担过重责任。防疫健康码在防疫中承担主要作用，错误的赋码后果严重，错误的赋红码会严重干扰正常人生活，错误的赋绿码则对防疫不利。赋码要求准确，而非严厉，不存在“宁可错一千赋红码，也绝不能错一个赋绿码”或“宁可错一千赋绿码，也绝不能错一个赋红码”的情况。准确赋码需要清晰的赋码条件和合理的赋码责任分配，郑州若能给出红码条件等相关问题的答案，就能透过“红码事件”查找抗疫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抗疫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不能认为官员就必须经过层层选拔、有严格考验就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能认为优秀官员就必须有高于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且不能违法违规。官员也是人，可能会犯错，在处理“红码事件”责任追究时，应客观看待官员的过错，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而不是盲目地给予过重处罚或期望官员绝对不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