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的悲惨结局是封建礼教、家长专制、女性地位低下、人物性格冲突及门第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1. 封建礼教的压迫是悲剧的核心根源。汉代社会以“三从四德”规范女性行为，强调孝道与夫权，婚姻自主权完全被家族掌控。焦母作为家长，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借口，强行逼迫焦仲卿休妻，本质是利用礼教赋予的权威剥夺刘兰芝的婚姻权利。刘兰芝被遣归后，社会舆论与礼教规范又迫使她无法独立生存，最终只能以死抗争，凸显礼教对个体生命的吞噬。
2. 家长专制制度直接推动悲剧发展。焦母与刘兄作为家庭权力代表，粗暴干涉婚姻自由。焦母以“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为理由，通过情感绑架（“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迫使焦仲卿服从；刘兄则以“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现实利益考量，逼迫刘兰芝改嫁。家庭内部权力失衡，导致个人意志被彻底碾压。
3. 女性地位低下是悲剧的社会基础。刘兰芝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具备贤妻良母的品德，但被休后既无经济独立能力，又缺乏社会支持系统。她“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的处境，反映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人格与生存权的双重缺失。即使回归娘家，仍需依附兄长，最终被迫走向绝路。
4. 人物性格冲突加剧矛盾激化。焦仲卿性格软弱，既想保护妻子（“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又无法反抗母亲（“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的妥协），导致矛盾拖延至不可调和；刘兰芝则刚烈不屈，面对休妻与改嫁均选择以死明志（“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双方性格的极端化，使悲剧成为必然结局。
5. 门第观念潜在影响矛盾升级。刘兰芝“生小出野里”的平民身份，与焦仲卿“府吏”的小吏阶层可能存在隐性门第差距。焦母以“贵贱情何薄”暗示对刘兰芝出身的不满，门第不对等成为休妻的潜在动因，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
